每个人都有名字，它是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符号。然而，名字又不仅仅是一种符号，它寄托着父母、长辈对一个新生命的美好祝愿。在一定程度上，名字还折射出时代的特征、历史的变迁、科学的进步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沿革等等。现在的问题是，重名的太多太多了。
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：有一位男青年，平时自称Ｐｅｔｅｒ，在国外住了两年后回国，这天，来机场接机的人恰巧不认识他，于是，高举写着他中文名字的大牌子苦苦等候，而他里里外外转了五、六圈，还是找不到接机的人。等旅客都走光后，他试探地问最后一位接机人：“你牌子上写的名字是我吗？”原来，吃了两年洋面包，他竟然连父母起的中文名字都忘得精光，只知道自己是Ｐｅｔｅｒ了。
起名字是个人行为，完全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，或中或洋、或简或繁。在现代社会，一个简约、响亮、含义明朗而又体现个性的名字，无疑是一种时尚的包装。
名字是如此的重要，当然就会有人打名字的主意。申城有这样一家“起名店”，亮出“可以帮你代劳、让你省心省事 ”的招牌，并明码标价：“姓名隐义解释”１５０元；“姓名优劣判断”２５０元；“为已出生婴儿起名”８００元；“帮小孩改名”８００元；“替公司起名”２０００元起。据说，每个名字都是根据音韵、字义、数理三方面研究出来的。
起名花钱值不值，且不去说它。倒是重名现象之严重，容不得漠然视之了。
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情景，一位幼儿园老师叫出一个名字，居然有好几个小朋友同时站起来！
虽然我国的文字丰富多彩，但是重名现象仍然不少有时一个单位、一个部门里就有两三个人叫一样的名字。笔者看到一则资料，本市有雷姓居民３９６２人，其中叫雷鸣的就有２００多个，占该姓人数的３．４％。试想一下，这些“雷”同时 “鸣”起来，将是何等“壮观”。雷还不是一个大姓，在姓张的，姓王的，姓李的人中，重名的人自然更多。
在本市某文化单位，有一男一女两位同名同姓的同事，共事十几年来，发生过不少有趣的事。他们经常会收到无法判别的信件，在很多次错拆信件之后，他们约定，一旦有信，就两个人一起拆。单位里，人们无法用名字来区分他们，只能“创造性”地叫他为男ＬＬ，叫她为女ＬＬ。劳资科的工资单更绝，竟然以Ａ、Ｂ区分。但搞错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。一次，男ＬＬ的一个朋友来借阅资料，事先曾与他联系过数次，而当这位朋友来的时候，先碰到了女ＬＬ，恰巧她们也是旧友，因此女ＬＬ就接待了她，让男ＬＬ空等了一天。
名字是一个人的符号，但它又不仅仅是一种符号。在一定程度上，名字还折射出时代的特征、历史的变迁、科学的进步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沿革等等。
上海市谱谍研究会副秘书长许洪新、市公安局户政处陈伯伦等有关专家介绍说，目前，本市的起名倾向以单名居多，儿童中的单名比例最高。据统计，本世纪４０年代，单名的比例为２％，５０年代为５％，８０年代占１３％左右，呈上升趋势。其中有几个大姓取单名的比例更高，如姓张的人全市有８７万之多，王姓有７８万，陈姓有７３万，取单名的情况引起了很普遍的重名现象。
一般地说，姓氏或依父系，或从母系，与生俱来，但姓名则往往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。解放前，女性中叫秀珍、凤英、根娣等的很多，男性中取名为小毛、根生、福根等的也很多。当时，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，叫根娣的就是父母在生下女孩子之后，希望能有男孩出世，取了“跟弟”的谐音，这样一来，又有了很多的招娣、迎娣、唤娣。解放初期，男孩中取名建国、建设、解放、卫国的很多。
时代特征最为明显的莫过于抗美、援朝、马列、跃进这样的名字了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时候出生的孩子，叫文革、卫东的也不奇怪。由此可见，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是起名趋势变化的重要原因。
近年来，许多涉外婚姻的结晶们的名字开始洋为中用，如王玛丽，陈安妮等，后来竟连一些纯正中国血统的人也用上外国名了，有的认识好长时间，也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。久而久之，个别人把自己的中国名字都忘记了，这就有点离谱了。
８０年代以后，姓名中出现许多奇字、怪字、僻字，甚至还有不少生造字。比如有人报户口时拿来一个字，上面是“ 八”，下面是“月”，计算机中没有这个字，结果无法报，原来这个字是从古书上翻找出来的。还有的把父母的姓氏拼在一起作为姓氏，或者在父母的名字中各取一半，合起来成为孩子的名字，像这种用国家１、２、３级字库中不存在的奇、怪、僻、生造字起名的，本市就有六、七千之多，颇为惊人。
今年８月１３日，某报刊登了“普通高校在沪招生第一批录取名单”，记者数了数，竟然有１９３名考生的名字是用汉语拼音代替的，原因是计算机内没有这样的字。为避免差错，后面括号内注明该考生的准考证号码。本来，金榜题名是一件很光荣的事，到头来连自己的名字也出不来，多没劲。
名字是一个人身上最永恒的符号，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，中国人的名字也应该精彩、灿烂，但要注意尽量避免重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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